1977年10月，在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，从而打开了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关闭已久的高考之门，举国欢腾。10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文，明确恢复停止11年的高考；12月3日至4日，570万考生走进考场，接受国家及大学的检验与挑选，共有约28万人被录取(包括本、专科)，我是这改革潮涌溅飞浪花之一。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时段，回首往事，欣然提笔，一是由衷纪念恢复高考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与全面改革的前奏，二是致谢那些曾给予我指导与帮助的老师与同仁。

一、迎考努力

　　我于1973年7月高中毕业，当时按照毛主席“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”等系列指示，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，与南昌市200多知青一道，奔赴南昌县的江西省良种繁殖场劳动。我担任横岗大队南窑知识青年队的队长，春耕“双抢”挥洒汗水，由于表现比较优秀，1974年底被调往农场办公室，1975年下半年调往农场的上级机构——省农业科学院，任团委副书记。在农场不懈努力的强动力之一，就是想上大学，1976年我曾获推荐为“工农兵学员”上大学的候选人，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如愿。但我一直没有放松求知，特别是在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寄希望党中央拨乱反正，给予广大青年报考高校的公平机会。

　　时值1977年7月前后，全国民众关于恢复高考的呼声越来越高，各地的中学已开始办高考补习班，我全面地搜齐了语数理化等旧教材来通览做题，也通过剪报的方式积累政治时事知识，还利用周末回到原就读的南昌市第十四中学，看望了语文老师赵廉、数学老师吴代桃，并听了几次吴老师热情开设的数学辅导课。到10月，下放在省农科院及良种场的知识青年获悉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后，纷纷请假（或不请假）复习，各级管理部门也表现出较大的宽容。由于我已在省农科院机关担任团委干部，领导希望我不要脱岗复习以便维持一定的秩序，我也心理平和、顾全大局，坚持上班。我每天起早延晚地看书，找了一块小黑板放在住处，有空就做数理化习题，并参考时事，自拟了10多个可能的作文题目，每个都完成了必要的段落与写作的框架。省农科院的科技人员（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）李日志，义务地开办了数学补习班，给知青们温馨与鼓励。历经10年的文革动乱，知青们的应试知识水平普遍较差、参差不齐。记得在1977年11月下旬，李日志老师进行了一次数学“结业考试”，我只得了68分，但却位于全班第一。我没有过多理会那些交织的赞扬声与叹息声，继续为准备高考而努力。

二、高考之日

　　1977年从党中央国务院恢复高考的决定到实施，时间很短，但全国上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支持与超常的组织协调。考试时间定为12月3日至4日，江西省与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同样，各自命题，考试科目是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。按照属地原则，我归为南昌县莲塘镇第一小学考场，离省农科院不远。12月2日下午与几位知青去莲塘镇看考场，教室陈旧，桌椅低矮，我们也没计较这些，只着重记住考场位置及相关规则。

　　紧接着两天的考试，细节已不太记得，感觉答题比较顺手，特别是语文考卷命题作文“难忘的时刻”，没超出我自拟的习作范围。我结合当时的形势，以及曾在良种场发生的真实事件，写了“华主席视察良种场”，叙述在1972年分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到良种繁殖场视察工作的往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省农科院及良种繁殖场配合形势多次组稿，在《江西日报》等多种报刊发表，我是写作组成员之一，对于史料以及大段颂词已很熟悉。因此，见此命题，喜从心来，下笔流畅，一气呵成。政治、数学、理化的答卷也自我检查还算满意。四门功课（每门以100分为满分）预估分数应该在260以上，我对高考录取抱有信心。

三、考后波折

　　1977年12月中下旬，高考录取分数线及各人考试成绩下达，记得江西首次录取分数线是204分，但我被告之成绩总分只有196分，这给我沉重一击。获消息后，第一天夜不能寐，计划着来年再考。但第二天反复思考答卷，认定不可能我没有过线，肯定是某处出了差错，因为时隔11年后恢复高考，各个环节难免衔接出现混乱。在父母与同事们的信任与鼓励下，我踏上了考生的申诉之路---要求复查考卷，这在当年也算是新问题。

　　好在当年社会对考生的厚爱，我一方面通过向南昌县招生办公室反映情况，得到重视与受理，申诉件转向南昌市招生办公室；另一方面，我父亲有位好友李师傅，原是同厂的工人，为人正直厚道，“文革”期间，选为工人宣传队成员进驻中小学，后调任南昌市教育局生产办公室负责人，我也求助于李师傅，请他在市教育局反映情况。一周后，先传来消息说，我的总成绩单上只登了政治、数学、理化这三门课程，而语文试卷不在一起，这让我自信再增，锲而不舍。终于又过几天，传来喜讯，已经找到我的语文试卷，得85分，总成绩已达281分，随即南昌市招办补发了录取通知书。究竟什么原因呢？据市招办人员解释，由于我的作文写得好，得了高分，而语文阅卷组计划选一批作文成书，很可能我的这份答卷在传阅的忙碌之中遗落在某处了。找到试卷，皆大欢喜，我更是感激各方的帮助，哪会想到“追责”。后来录取分数线还降到196以下了，我也理性平和。于是投入于政审、体检、工作交接等等，向往迈向知识的殿堂。1978年2月，我叩响了江西工学院（后转为江西工业大学、合并为南昌大学）的大门。

　　中国先秦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在回顾人生时曾感慨：“四十不惑”。我们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，不惑在于共识：第一，当年恢复高考的初心就是拨乱反正，特别是体现公平，抵制“走后门”。第二，中国恢复高考后的历程表明，“高考”符合国情，焕发了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的生机活力，为中国改革开放选拔了千百万优秀学子，这既是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渠道，更是培育英才的重要制度。第三，恢复高考后由于形势的变化，也累积了一些应试问题。我们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，不忘恢复高考“公平选贤任能”的初心，坚定革除教育发展尚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之弊，更好承担为人民谋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。

　　（作者简介：甘筱青，博士、二级教授；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、九江学院校长；现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，九江学院省级“庐山文化传承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”主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