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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不惑,难忘初心——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
2017-11-07 16:00 甘筱青    (点击: )

  1977年10月,在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,国务院批转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,从而打开了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关闭已久的高考之门,举国欢腾。10月2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文,明确恢复停止11年的高考;12月3日至4日,570万考生走进考场,接受国家及大学的检验与挑选,共有约28万人被录取(包括本、专科),我是这改革潮涌溅飞浪花之一。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时段,回首往事,欣然提笔,一是由衷纪念恢复高考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与全面改革的前奏,二是致谢那些曾给予我指导与帮助的老师与同仁。

 

一、迎考努力

 

  我于1973年7月高中毕业,当时按照毛主席“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”等系列指示,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,与南昌市200多知青一道,奔赴南昌县的江西省良种繁殖场劳动。我担任横岗大队南窑知识青年队的队长,春耕“双抢”挥洒汗水,由于表现比较优秀,1974年底被调往农场办公室,1975年下半年调往农场的上级机构——省农业科学院,任团委副书记。在农场不懈努力的强动力之一,就是想上大学,1976年我曾获推荐为“工农兵学员”上大学的候选人,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如愿。但我一直没有放松求知,特别是在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寄希望党中央拨乱反正,给予广大青年报考高校的公平机会。

 

  时值1977年7月前后,全国民众关于恢复高考的呼声越来越高,各地的中学已开始办高考补习班,我全面地搜齐了语数理化等旧教材来通览做题,也通过剪报的方式积累政治时事知识,还利用周末回到原就读的南昌市第十四中学,看望了语文老师赵廉、数学老师吴代桃,并听了几次吴老师热情开设的数学辅导课。到10月,下放在省农科院及良种场的知识青年获悉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后,纷纷请假(或不请假)复习,各级管理部门也表现出较大的宽容。由于我已在省农科院机关担任团委干部,领导希望我不要脱岗复习以便维持一定的秩序,我也心理平和、顾全大局,坚持上班。我每天起早延晚地看书,找了一块小黑板放在住处,有空就做数理化习题,并参考时事,自拟了10多个可能的作文题目,每个都完成了必要的段落与写作的框架。省农科院的科技人员(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)李日志,义务地开办了数学补习班,给知青们温馨与鼓励。历经10年的文革动乱,知青们的应试知识水平普遍较差、参差不齐。记得在1977年11月下旬,李日志老师进行了一次数学“结业考试”,我只得了68分,但却位于全班第一。我没有过多理会那些交织的赞扬声与叹息声,继续为准备高考而努力。

 

二、高考之日

 

  1977年从党中央国务院恢复高考的决定到实施,时间很短,但全国上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支持与超常的组织协调。考试时间定为12月3日至4日,江西省与各省(市、自治区)同样,各自命题,考试科目是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。按照属地原则,我归为南昌县莲塘镇第一小学考场,离省农科院不远。12月2日下午与几位知青去莲塘镇看考场,教室陈旧,桌椅低矮,我们也没计较这些,只着重记住考场位置及相关规则。

 

  紧接着两天的考试,细节已不太记得,感觉答题比较顺手,特别是语文考卷命题作文“难忘的时刻”,没超出我自拟的习作范围。我结合当时的形势,以及曾在良种场发生的真实事件,写了“华主席视察良种场”,叙述在1972年分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到良种繁殖场视察工作的往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省农科院及良种繁殖场配合形势多次组稿,在《江西日报》等多种报刊发表,我是写作组成员之一,对于史料以及大段颂词已很熟悉。因此,见此命题,喜从心来,下笔流畅,一气呵成。政治、数学、理化的答卷也自我检查还算满意。四门功课(每门以100分为满分)预估分数应该在260以上,我对高考录取抱有信心。

 

三、考后波折

 

  1977年12月中下旬,高考录取分数线及各人考试成绩下达,记得江西首次录取分数线是204分,但我被告之成绩总分只有196分,这给我沉重一击。获消息后,第一天夜不能寐,计划着来年再考。但第二天反复思考答卷,认定不可能我没有过线,肯定是某处出了差错,因为时隔11年后恢复高考,各个环节难免衔接出现混乱。在父母与同事们的信任与鼓励下,我踏上了考生的申诉之路---要求复查考卷,这在当年也算是新问题。

 

  好在当年社会对考生的厚爱,我一方面通过向南昌县招生办公室反映情况,得到重视与受理,申诉件转向南昌市招生办公室;另一方面,我父亲有位好友李师傅,原是同厂的工人,为人正直厚道,“文革”期间,选为工人宣传队成员进驻中小学,后调任南昌市教育局生产办公室负责人,我也求助于李师傅,请他在市教育局反映情况。一周后,先传来消息说,我的总成绩单上只登了政治、数学、理化这三门课程,而语文试卷不在一起,这让我自信再增,锲而不舍。终于又过几天,传来喜讯,已经找到我的语文试卷,得85分,总成绩已达281分,随即南昌市招办补发了录取通知书。究竟什么原因呢?据市招办人员解释,由于我的作文写得好,得了高分,而语文阅卷组计划选一批作文成书,很可能我的这份答卷在传阅的忙碌之中遗落在某处了。找到试卷,皆大欢喜,我更是感激各方的帮助,哪会想到“追责”。后来录取分数线还降到196以下了,我也理性平和。于是投入于政审、体检、工作交接等等,向往迈向知识的殿堂。1978年2月,我叩响了江西工学院(后转为江西工业大学、合并为南昌大学)的大门。

 

  中国先秦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在回顾人生时曾感慨:“四十不惑”。我们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,不惑在于共识:第一,当年恢复高考的初心就是拨乱反正,特别是体现公平,抵制“走后门”。第二,中国恢复高考后的历程表明,“高考”符合国情,焕发了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的生机活力,为中国改革开放选拔了千百万优秀学子,这既是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渠道,更是培育英才的重要制度。第三,恢复高考后由于形势的变化,也累积了一些应试问题。我们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,不忘恢复高考“公平选贤任能”的初心,坚定革除教育发展尚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之弊,更好承担为人民谋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。

  作者简介甘筱青,博士、二级教授;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、九江学院校长;现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,九江学院省级“庐山文化传承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”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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